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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主流的政策话语和学术话语中，保八的正当性似乎已经无可争辩。

只有退潮了，才知道谁在裸泳，这是巴菲特的名言。而这样的分界点，实际上也是一个支撑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的平衡点。

而黄光裕早就从2000年开始，逐渐对卖电器失去了兴趣，越来越多地涉足资本市场。富人不信法律信权力，让自己沉入一个以金钱摆平权力，以权力换取市场的陷阱，这种目标功利化、行为短期化的投机行为，现在仍然有着巨大的生长空间。制度与法律必须被信仰，才能保障其权威与公信。既然资本与权力，已经成为极其容易搅在一起成为理不断的乱麻，那么，现在也就必须进行非常有效的制度清理，来使财富与权力之间，有一个非常明晰的分界。谁都清楚，按照中证券市场的游戏规则，企业上市，意味着各级政府层层审批、行业主管部门审批以及证监会审批。

如果为财富阶层权利实现的制度渠道，仍然不能足够的明晰与畅通，那么，就一定还会有像黄光裕这样倒下的后来者。出来混，总是要还的，那些曾经不干净，甚至是充满血腥味的资本，给富豪戴上了光环项圈，同时，这样的项圈会不会也被赋予了可怕的魔咒，或者设置了无情的机关呢？尽管，关于黄光裕的此次刑事，不论是媒体舆论，还是业已透露的相关信息，都在表达原罪的归原罪，犯罪的归犯罪处置立场。要么没有大的和综合性的思路，在小范围和局部点上做文章。

一些学者认为，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解决收入分配公平问题，要放弃效率优先的指导思想，要偏重于公平。数据显示，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初次分配后，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美国接近于70%，其他国家和地区普遍在54%至65%之间。再次，除了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特别重视发展中小企业的国家和地区外，许多国家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和城市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在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居民间收入差距有一个从小到大再到小的过程。公平分配和富裕百姓的一些重大战略从以上的分析看，要综合和全面地解决分配不公、居民分配在GDP中的比例下降、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需要从方向上进行调整，并进行相应的谋划和设计。

再次，要从政府负主要支付责任，社会居民主要接受国家福利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二是政府公益性用地，对集体土地，也要按照市价进行收购，价格太高的，可以用征收增值税的办法加以收回。

1、小企业的增值税率降到3%，小企业的营业税降低到3%。3、普遍开征房产税，设为县级区域的税种，对房屋中已经含有土地出让金的，先征后返，对于人均超过30平方米的，按照超过面积的多少，进行累进征税，对别墅加一道土地使用税。因此，如果十二五期间，不能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不能解决小企业发展的融资问题，鼓励创业、增加企业、扩大就业、改善GDP中居民分配比例，也将会成为一句空话。另外，十二五期间继续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教育卫生等事业支出，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公共财政。

还需要看到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及各地党委和政府，在控制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和居民间收入差距、平衡地区间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着的成就。改变目前人均GDP3200美元时比同样发展水平国家城市化滞后15%的局面，推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和人口向城市和城镇转移，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向沿海发达地区城镇转移，进而使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特别是向服务业转移。是一种抑制创业和经营企业的税制，结果也是分配不公。特别是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对官员及其亲属房产、投资入股、经办企业等情况要进行申报。

小企业发展极为不足，是中国目前中等收入水平人口少，而贫困人口多，进而基尼系数高的最重要的原因。2、彻底改革目前土地政府寡头垄断供应的招拍挂制度，形成竞争性的供应市场，以抑制地价暴涨，并且逐步降低土地的价格水平。

1990年至2007年，GDP结构中，居民收入分配比重逐步下降，占GDP比重从56.18%下降到43.42%，下降了12.76个百分点。我认为，我们不能牺牲效率去追求公平，一个不讲求效率的社会，必将没有公平分配财富的基础。

服务业就业的比率占全部就业的33%左右，比一般国家水平低27个百分点。三是制定和实施加速发展服务业的战略。而从国内各地区的比较看，凡是市场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省区，如浙江江苏等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小，基尼系数低。农村和城郊集体土地，除其公共使用的部分，承包的耕地和宅基地，使用权永久归农户所有。3、集体所有制和国有土地应当同地同价，不能再实行征用补偿的办法。一是非公益性用地，不再经政府征用，集体用地直接进入市场，由用地商到土地交易所寻找，其交易中的级差地租，由政府通过税收的办法加以调节。

其次，改革政府的收入，特别是收费和土地出让体制，将政府全部收入控制在占GDP总量25%的范围内，将政府的行政公务开支限制在15%的范围内。2、矿产资源税从计量征收改革为计价征收，费改税，大幅度提高淡水、土地使用、石油、矿产、空间通信频道等资源使用的税率。

二是制定和实施十年促进小企业发展的战略规划。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逐步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和层次，解决异地转移问题。

加大对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的转移支付。其次，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前一个阶段，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是把国民经济从崩溃的边缘挽救和扭转过来，一心一意搞建设和发展经济，特别是大项目和大企业带动，依靠资本集中发展规模经济，来增强国力。

从思路上讲，十二五期间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和GDP中居民分配比例低，要从社会转型、经济结构变动、地区人口流动等这样一些经济规律和趋势的角度和大的格局去思考问题。这种看法容易使政府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脱离财力实际去分配财富，而居民越来越依赖于政府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忽视了社会自我动力促进公平的积极性。因此，十二五期间，国民经济发展与改革中，非常重要的工作是提高居民收入分配在GDP结构中的比重，控制和缩小城乡居民间收入差距、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改变土地一次将几十年出让收上来的体制，为土地交易增值税、房产税、占用土地过多的土地税等，使土地有关的地方财政收入可持续。

再次，十二五期间，解决收入分配不公、GDP居民分配比例过低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改革高度垄断的金融体制，大力发展能给小企业融资的民间小银行。而私有经济的成分多一些，社会分配就会不公平。

一些学者认为，是过分的市场经济导致了社会分配的不公，因此，解决公平需要加大国家计划筹集资源的力量，要用计划的手段对财富进行再分配，进而实现分配的公平。对劳动、技能、知识型的小企业，个人所得和小企业所得合并征税，避免企业所得和个人所得重复征税，减轻对创业、投资和经营企业的税负。

这应当成为实事求是地认识收入分配问题的一些基本点。1、应当通过社会听证和人民代表大会有关法定程序，严格控制政府各部门和行政事业单位机构设置、人员编制、临时协编和雇佣人员。

而小企业几乎得不到社会信贷资金的资源配置，于是规模不能扩大，生产不能持续，不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使大量的劳动力不能通过劳动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从这个角度看，GDP居民收入持续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居民间收入基尼系数过高、地区发展不平衡，在十二五期间，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一些重大改革和政策措施除了上述因素外，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从直接层面看，还有政府和行政性事业单位收费罚款及部门利益、地方政府利益、国有企业垄断、公务员隐性收入等原因。第四，要从公平重一些，效率轻一些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1985年的1∶1.86拉大到2008年的1∶3.31，近几年虽然差距拉大的幅度在缩小，却仍然处于拉大之中。而凡是政府管理方式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较深、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省区，如东北、西部等一些省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大，基尼系数就高。

从东中西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水平来看，1978年东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是西部地区的1.86倍、中部地区的1.56倍，到2008年分别扩大到2.39倍和2.05倍。这也是一种错误的看法。

正视问题与客观看待十一五成就需要指出的是，分配不公和发展不平衡的格局的确非常严峻，对此，掉以轻心、思路不清、束手无策、任其扩大，是不对的。这也是抑制创业、企业和就业，扼制劳动者收入增长，增加行政和事业部门人员收入，导致分配不公的一个重要原因。